厨房那瓶油，选的是口味？其实选的是立场。从你放弃猪油的那一刻起，这场看不见的战争，就已经悄悄打响了。

粮食战争，在中国，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。那时候我们刚恢复农业，全国还在推广“用猪油炒菜”。可谁能想到，几十年后，咱们的油桶、咱们的锅铲、甚至咱们的饭碗，竟然一个个落入了外国资本的手里。吃什么不是随便的事，是生死事。

今天这场战争，没硝烟没枪声，但每一口饭、每一滴油，全都掺着博弈的味儿。怎么打的，怎么输的，今天就说清楚。

大豆进来了，猪油滚出去了

1950年代，全国粮油作坊里翻滚的是猪油，压榨的是黄豆油，香味从街头飘进弄堂。猪油拌饭，能让一个孩子多添一碗米饭。但现在，连猪油的影子都见不着了。不是它不好吃，也不是它没人要，而是背后的资本风暴，把它连根拔了。

1990年代中后期，中国油脂产业进入一个转折点。那一年，外资粮油巨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。嘉吉在南京建厂，ADM扎根天津，邦吉插旗黄埔，路易达孚进驻张家港。他们不是来摆摊卖豆油的，是直接买地、建厂、拿下港口和仓储系统。

他们带来了转基因大豆，价格压到国产油料作物爬不起来。2004年前后，全国地方榨油厂大面积停产，农民种的本地黄豆没人收，东北粮仓里堆成山。

到2019年，全国大豆进口高达8851万吨，占全年粮食进口的83%。这一年，猪油消费的比例首次跌破5%。这些数据不是流传段子，是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官方统计。

替代的，是“健康植物油”的营销。豆油、菜籽油、葵花油、调和油，在超市货架上花样翻新。猪油，被贴上“胆固醇高”、“致命脂肪”的标签，连小学课本都不鼓励再提。

谁控制了这些替代品？ADM、嘉吉、邦吉、路易达孚。四家粮商，在全球谷物贸易里占了75%-90%的份额。他们掌握的是大豆上游的种植、采购，掌控的是中游的压榨、仓储，掐住的是下游的品牌和销售渠道。你不光吃他们的油，还得看他们的脸色定价。

更深的控制藏在物流背后。大豆不是从美国农民手中卖来的，是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买来的。采购端，是“贸易公司”，但注册信息显示，绝大部分“出口公司”属于四大粮商的子公司，转了一道手，就从“巴西人”变成了“自己人”。

2018年，一项来自德国海因里希·伯尔基金会的研究揭示，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控制权，集中在87家跨国公司手中。其中，掌握进出口话语权的，只有那四家。他们不仅卖大豆，还控期货市场。中国企业连仓单都没摸着，船还在巴西港口，期货价格已经涨了两轮。

中国农业大学的徐秀丽教授指出，这种“内部交易”，避开了常规市场博弈机制。你在表面上看到，是中美贸易，是巴西和中国，是农场和市场。但实质上，是嘉吉和ADM坐在牌桌两端，自导自演价格波动。

在这种博弈下，本地油脂厂活不下去。中粮、中储粮即便是央企，也只能在个别节点拥有定价权，市场波段里基本没有主动权。

现在超市里，调和油是主力商品，价格波动一年三次，每次都在国际大豆涨价后。没人再问：咱们以前吃的油去哪儿了？

从油罐车到厨房，从港口到餐桌，整整一套“植物油工业链”已经被换血。而猪油——这个在中国饮食传统中存在了几千年的角色，在一个全球化资本博弈下，不动声色地被清理出局。

下一步是什么？大豆涨价的时候，它只涨不跌；但更深的，是谁在说涨，谁又在制造“涨”的舆论。往下看，咱得从2004年那场“豆油惊魂”讲起。

2004年大豆危机——“一口豆油，全锅猪油陪葬”

2004年春天，北京还没回暖，大连的豆油行情却热得发烫。当年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损失惨重，全行业哀鸿遍野，史称“大豆危机”。这场危机不是旱涝，不是虫灾，是一次资本游戏下的系统性绞杀，精准地把中国粮油行业打成了“接盘侠”。

时间节点要记住：2004年初，中国进口大豆量激增，全年达到创纪录的2000万吨。国内油厂跟风下单，眼看就要“赚翻”，谁知道一场“市场崩盘”随即上演。

点火的是“美国农业部报告”。3月，美国农业部发布数据称“未来大豆供需紧张”，价格必涨。中国企业信了，竞相抢购，CBOT大豆期货迅速暴涨。

谁料4月中旬，报告翻脸，说南美大豆大丰收，市场预期逆转，期货价格跳水式下跌。中国采购团当时手中刚拿到合同，货船还没出港，就已经亏得发黑。

有多惨？全国约70%的大豆压榨厂直接停产，40%以上的企业出现大额亏损或资不抵债，多个沿海省份榨油厂开机率跌至30%以下。市场全面崩溃，油料厂不再进货，东北农民手里的黄豆卖不出去，直接砸手里了。

这一年，整个大豆油产业链如同被拧断了脊梁。从大连商品交易所到终端食用油企业，几乎没有哪一环是幸存者。中国媒体一度用“外资定价—中资跟单—价格反转—全线崩溃”来总结这次风暴。

最关键的是，谁在幕后下棋？

不是种大豆的美国农民，不是送大豆的货船，是掌控信息发布、资金调动和交易主力的四大粮商。

这年三月，美国大豆协会代表团抵达中国，以“行业交流”为名，开展一连串媒体活动。而与此同时，他们的母公司ADM和嘉吉，在CBOT大豆期货上大量建仓、制造波动。

美国农业部的“数据”，被多方质疑为“误导性信息”。价格拉涨之后，仓位空头清仓，释放“利空”言论，随后砸盘出逃，手法一气呵成。中国买家成了最后接棒的人。

这不仅仅是一场商业亏损。这次危机之后，中国大豆压榨产业发生质变。本土企业资金链断裂，大批倒闭；而拥有充足美元储备、全球采购网络的外资企业趁机扩张，在山东、江苏、广东大量收购或新建压榨工厂，迅速完成产业洗牌。

到2005年，嘉吉在广东建起全国最大的单体榨油厂；邦吉在天津投产年产百万吨大豆油的基地；ADM在青岛扩张新厂房。这些项目不是新布局，是踩着中国企业尸体完成的“快速落地”。

中国经济周刊在2005年直言：“美国人顺水推舟，给我们上了一堂‘国际贸易游戏规则’的解剖课。”你不掌握话语权，不掌握信息源，不拥有资本工具，连“反抗”的能力都没有。

这场危机之后，中国不再轻易谈“定价权”，也更清楚了一个现实：如果把“需求”当成底气，不掌握“渠道”和“数据”，那么需求越大，亏得越狠。

而四大粮商呢？他们没有在北京设立华丽总部，也没有出现在每一则新闻稿里，但他们从交易开始前就已入局，交易结束后才离场。

这不只是一场贸易危机，更是一场规则战的现场演练。豆油涨没涨，猪油还存不存在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控制不了它涨不涨，也救不回它跌得多狠。

下一步要讲的，是外资控制不止于豆油，而是从压榨厂一路铺到了餐桌。你炒菜用的那瓶油，可能从种子开始，就不是你自己的了。

四大粮商的中国攻略

这不是一句玩笑话。在中国老百姓还在为“什么油便宜”“哪个油健康”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四大粮商早已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从“压榨”到“定价”的闭环布局。

2005年之后，外资粮商的扩张进入“规模作战阶段”。以嘉吉为例，这家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的巨头，仅在中国就布局超过十个榨油厂，掌控黄豆压榨、油脂加工和中下游分销。2020年前，嘉吉年压榨大豆近600万吨，占中国市场份额超过10%。

路易达孚则深耕长江沿线和华南港口，其张家港工厂靠近进口码头，几乎实现“船到即榨”，运输成本压到极限。邦吉和ADM则主攻天津、营口等北方枢纽城市，建立环渤海榨油圈。到2018年，四大粮商在中国油脂压榨产能的合计份额达到33%以上。

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市场占有率。这是“控制权”。

中国粮油加工行业的市场控制力，不再由农业部或国家储备系统主导，而是被一批握有全球物流、期货定价、信息发布的跨国资本分割。

他们的手法不复杂。第一步，打价格战。进口转基因大豆价格低于国产黄豆，加上渠道补贴，本地油厂无力招架；第二步，产能压制。新厂区动辄百万吨压榨能力，一次投产就把周边小厂压停；第三步，控股收购。原本还能支撑的地方国企，最终不得不引入“战略投资人”，然后变成外资控股。

四大粮商还在做一件更隐蔽的事：进军品牌终端。嘉吉旗下的“金味”、“阳光”等食用油品牌，开始悄悄出现在三四线城市超市；ADM则与中国本地企业合作打造联合品牌；路易达孚更早布局线上销售渠道，进军直播间和社区团购。

他们不是“贴牌生产”，而是从源头到包装一条龙操作。你看到的是“本地品牌”，实则是全球粮商的“中国子公司”在运营。

而这些品牌的原料从哪儿来？从巴西、阿根廷、美国港口装船，通过大西洋、穿过印度洋，最终在广东、山东、天津等港口卸货。谁控制了这个路径？还是那四家。

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徐秀丽指出，四大粮商的“公司内部交易”构成一种隐性封锁机制。从期货价格制定、远期合约签订到货物运输时间控制，全程绕开中国企业的干预能力。

如果你今天决定自建油厂，从买豆开始就要找他们，从租仓开始就得用他们的码头系统，从压榨开始就面对他们的价差，最后进超市还要看他们的渠道费用。

这不是“自由市场”，这是一张被精心布置的“全球供应网”，而你，只是最后一个接货的节点。

2019年，中国粮油加工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销售占比达17%，加工量占比14.5%。看起来不算高，背后的问题是：本地企业多数集中在低端压榨或地区市场，关键节点几乎全被垄断。

粮食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商品。它是国家安全的底线，是经济主权的核心。

而如今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中国正面临一场无声的博弈。从一勺猪油的离场，到一船大豆的定价，从CBOT期货市场的波动，到港口仓储的使用规则，从终端价格到消费观念的塑造，四大粮商早已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中国厨房的每一寸空间。

这场博弈还没结束，也不可能结束。因为每年十亿人要吃饭，每顿都得用油。而谁来决定“这口油用什么压”？这不是选择题，是战略题。

参考资料：

全球四大粮商在华影响有多大.环球网.2020.12.26.

中国经济周刊：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堂贸易课.中国经济周刊.2005.02.09.

2023年大豆发展动态分析：种植面积及产量增长，但依赖进口局面仍持续.仟茂财经网.2023.09.08